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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借助慷慨之名使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的;可是,为着能够进行战争,后来他就不考虑保持慷慨的名声了。当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进行了许多场战争,而没有向属民征收特别的赋税,就是因为他依靠长时期节约之所得,供他的额外支出。当代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假如享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从事并且完成这样多的鸿图伟业了。[1]纳比德(Nabide),斯巴达国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贪婪、酷虐著名。后被罗马军暗杀。对当前的事件,公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但是对于将来,他不能不忧惧重重。第一件事是,教廷的新继承人可能对他不友好,而且可能企图夺回亚历山大教皇已经给他的东西。因此,他考虑采取四条办法。其一,把那些他已经废黜的统治者的家族灭绝,使教皇无可乘之机。其二,正如上面所述,把罗马的贵族全部争取到自己一边,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抑制教皇。其三,尽可能使枢机主教团[11]更加倒向自己。其四,趁着教皇未死的时候取得更大的统治权,以便能够依靠自己抵御最初的进攻。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当亚历山大教皇去世时,公爵已经完成了三件事;第四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因为对于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够杀多少就已经杀多少了,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同时罗马的贵族也已经被他争取过来,而且在枢机主教团里面极大部分人是他的同党。至于进行新的征服问题,他决计成为托斯卡纳的主宰。他已经占领了佩鲁贾和皮奥姆比诺,并且已经把皮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一旦不再需要顾虑法国(他实在无需继续顾虑,因为法国人已经被西班牙人驱逐出那波利王国,这就使得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向他买好),他就立即攫取皮萨。继此之后,卢卡和锡耶纳一来由于对佛罗伦萨人的妒忌,二来出于恐惧,都会立即投降。对此,佛罗伦萨人不会有什么补救办法。如果他的这些计划实现了(他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那一年是获得成功的),他就会取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他可以自立,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9]布拉奇奥家族(Braeceschi)一个雇佣军首领的家族,其中最有名的一人是安德雷亚(1368—1424)。[10]原文:“digodereelbenefiziodeltempo”,是当时意大利和法国流行的谚语。

[1]皮斯托亚(Pistoia)在1501—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C.Cancellieri)和潘恰蒂基(Panciatichi)两派之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破坏的悲惨状态。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唯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情。在这次选举中他选择错了,因为,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他本来能够阻止任何人当选为教皇,他如果不能够选举一个使自己称心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任何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害怕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于仇恨都会损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经开罪的人们当中,有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17]、科隆纳[18]、圣·乔治[19]和阿斯卡尼奥[20]等人。除了罗阿诺和西班牙人[21]之外,其余的人一旦当上教皇,势必害怕公爵。——至于西班牙人则由于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对他负有义务,罗阿诺则由于自己同法兰西王国的关系,才享有权力,所以是个例外。因此,公爵本来应该选择一个西班牙人当教皇[22]。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就应该赞同选立罗阿诺,而不是选举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的原因[23]。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2]那波利王国,十五世纪意大利半岛的五个主要国家之一,于1500年由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1452—1515)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缔结条约予以瓜分。1504年西班牙将法国势力从所占领的部分领土赶走,并将西西里兼并。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贪婪,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妇女,特别使君主被人衔恨;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件事情。当大多数人的财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安居乐业,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他可以有许多方法并且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人控制住。[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但是,让我们谈谈科姆莫多吧,因为他是以马尔科的太子身份根据继承权而享有帝位的,他只要踏着他父亲的足迹前进,使人民和士兵满意,他就能够容易不过地保有这个帝国。可是,由于他秉性残忍和野蛮,为了自己能够鱼肉人民,他要买好军人,让他们放纵不羁;另一方面,他没有保持自己的尊严,常常走到竞技场同搏斗者格斗,并且做出其他卑鄙的、同皇帝的尊严极不相称的事情,因此,他受到士兵轻视。由于一方面憎恨他,而另一方面蔑视他,于是人们合谋反对他,并且终于把他杀害了。[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

另一种无益的军队是外国的援军。这是请求一个强国进行援助和保卫自己的时候派来的军队,如近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对费拉拉用兵的时候吃了他的雇佣军的苦头,于是转而求助于外国援军。他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约定由后者用他的人员和部队援助[1]。这些军队本身可能是有用的、良好的,可是对于招请这些军队的人来说却几乎经常是有害的,因为如果他们打败了,你就完蛋了,反之如果他们赢得胜利,你就要成为他们的俘虏。[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3]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

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注册送20元捕鱼电玩[3]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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